1963年深秋，北京西郊的一间小会议室里，萧克正接受《长征》电影创作组的口述采访。谈到湘鄂西肃反，他略一沉吟，说出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：“夏曦中博策略，一生两头好，中间错。”在座的青年记录员当场追问：“将军，可否解释‘中间’错在哪里？”萧克笑而不答，只摆了摆手。几乎同一时间，远在武汉养病的却在笔记本上写下六个字——“前倨后恭，罪行昭然”，态度与萧克截然不同。
把时钟拨回到1927年。那一年，年仅二十六岁的夏曦自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回国，从湖北汉口一路奔走湖南常德，组织工会与农运，凭借犀利的笔和旺盛的精力，很快在党内站稳脚跟。第二年，他参与创办《红旗日报》，文章锋利，大胆抨击反动军阀，一度被青年学生奉为“笔杆子里的军师”。倘若按此势头发展，夏曦的名字也许会与“青年导师”联系在一起。
历史没有如果。1931年3月13日，他奉命携中央“左”倾路线抵达洪湖，接替邓中夏主持湘鄂西苏区工作，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。彼时的洪湖，十万里水网，三万红军，人心振奋。然而中博策略短短一年，风向急转。为了贯彻“肃清内部一切隐患”的指示，夏曦主持的“苏区肃反”急剧扩大化。红三军九师师长段德昌于1933年春被诬捕枪决，参谋长孙德清、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等重要干部陆续罹难。仅1932年至1933年，湘鄂西苏区牺牲的“内部嫌犯”超过一千人，这不是夸张的数据，而是留存在当年军部档案中的冷冰冰数字。
王明电令“坚决支持夏曦”中博策略，使得潘佳辰等七十余名干部的联名检举化为一纸空文。潘佳辰气得当场晕厥，是被警卫员抬出会场的。自此，洪湖的怒气与血色一同弥漫。部队减员、群众逃散、根据地被迫收缩，一颗颗子弹和一纸纸“通敌名单”一起，击碎了久经苦战才建立的红色家园。
1934年10月，红二、红六军团在湘黔边境会师。任弼时出任总政治委员，第一次主持永顺天主堂会议，点名批评夏曦“把同志当敌人”。台下的红二军团干部埋头沉默，红六军团的赵镈第一个站出来：“肃反扩大化逼死了我们多少兄弟？！”一句话点燃会场。贺龙拍桌子：“今天说话，不许遮掩！”批判持续了两日，夏曦低头无言，口中偶尔蹦出“路线问题”“被王明利用”之类托词。会后，他的中央分局书记和分革军委主席职务被撤，改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。
有意思的是，角色互换后，夏曦的工作作风突然“温良”了不少。贵州务川整编期间，他忙前跑后，说服当地绅商捐粮，帮助红军筹资修建简易桥梁。萧克对此赞不绝口：“他干劲很大，见谁都笑，半夜还在记笔记。”于是才有了1950年代他写下的“丁家溶以后进步很快”一语。
然而，亲历者廖汉生并不买账。1984年9月，洪湖烈士纪念馆揭幕，他再回旧地。同来的老战士指着夏曦照片嗓音发颤：“就是他杀了我们师长段德昌！”泪水、怒火与老茧一般的掌心同时颤抖。廖汉生在致友人信中坦言：“对党的事业而言，最大的损失是干部自己打死了干部。”这种痛，自内战枪炮也难以抹平。
1936年9月28日，黔东北秋雨绵密。红二方面军强渡乌江支流冷水河，夏曦骑在冲锋舟首，忽遇漩涡，舟覆人落，未及救援便沉入滚水。三十五岁，仓促结局。当天夜里，萧克草草记下战况，末尾加了一句：“夏曦牺牲，痛心。”而贺龙只是叹了口气，随即转身部署行军。
岁月流转。对同一个人，两位开国上将留下两种定论：一个看见了初期的文胆与末日的勤勉，一个记住了中段那一连串枪声。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实？或许只能让时间去筛选。但一点清晰——在革命年代，一旦握有生杀大权，信念与偏执往往只隔一线。夏曦因信仰投身革命，也因极端思潮误伤同志，他的失控行为深刻触发了后来“有组织有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”制度建设。
任弼时在丁家溶会议的总结报告至今仍被军史学者反复引用：“革命不是清教徒运动，更不是刽子手的事业。”此话重若千钧。它让红军在大转移与抗日开新局前，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自我修复。夏曦的沉河，无论是意外还是宿命，都无法冲刷此前留下的血与泪。几十年后，那些老人仍在洪湖岸边拍着膝盖说：“我们难忘。”
历史给所有人写传。功莫大焉，过亦昭彰，纸卷里写得清楚，心坎上更难涂抹。走过枪林弹雨的老兵们并不讲玄妙史观，他们只认得一件事——谁让队伍壮大，谁又让队伍流血。对夏曦的两种评价，其实代表了两种注视方式：远观与近感。远观者重整体，近感者重经历。若要寻找平衡，唯有尊重事实，在档案、回忆、损失与贡献之间，留给后人自己判断的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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